△周恩来，图片来源：共产党员网
1943年7月的初旬，胡宗南得到消息，周恩来等一行人即将抵达西安。于是，他下令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精心筹备了一场酒会，用以款待周恩来和邓颖超。在西安黄埔六期及以上的将级军官中，挑选了约三十位，并要求他们各自携夫人一同出席，以示陪伴。
7月10日的午后，一场招待酒会如期展开。胡宗南特地安排我乘坐他的专用座驾，前往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，以迎接周恩来。
周总理询问我的姓氏，我报上了名字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引领我至门口。行至半途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示意我稍候，随即转身返回内院。片刻后，他重新出现，我轻声用英语提醒他：“请务必小心，谨防被人灌醉。”
王超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。在致辞即将结束时，他深情地说道：“在座的黄埔同仁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向周先生敬上三杯美酒，以表达我们对周先生莅临西安的热烈欢迎。周先生，请您与我们一同举杯，祝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，干杯，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杯。”
周恩来举杯起立。
随后，一群将军依次列队，举杯向周恩来敬酒走来。
领队者言：胡宗南同志有令，今日仅为旧友相聚。忆往昔，我们在黄埔军校共度时光，周先生时任政治部主任，与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。今身为周先生门下弟子，我们愿各举酒杯，向恩师敬酒一杯。
周总理言道：“胡副长官表示今日不涉政治话题。然而将军提及我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，身为政治部主任，政治议题自然回避不得。胡副长官，这杯酒是否应当一饮而尽？”
胡宗南曾言：“彼等皆为军人，缺乏政治见解。此番以酒为罚，亦属无奈之举。”
他们遵从命令，举杯畅饮。周恩来与他们逐一握手，询问了他们的姓名与职务。
酒会落幕之际，胡宗南对周恩来表示：“我已指派熊秘书代我迎接周先生，并亦请他代我送周先生一程。”
在行进途中，周恩来道：“方才，我曾向胡副长官提及，将延安出版的书籍与杂志报刊送达七贤庄，届时请他吩咐熊秘书稍作等待，并代为转交胡副长官。”
目送司机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他轻轻握住我的右手，仅用左手一握。我立刻领会，他似乎有话想要对我倾诉。
周恩来引领我至七贤庄内院东侧的一间屋子，轻轻关上门，再度紧握我的手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几年来，你实在不易。”
我禁不住流泪。
他说：要忍住。
我懂这双关。
周恩来瞥了一眼手表，随后询问道：蒋、胡二人是否会对边区发动攻势？
我指出，需着眼全局。1939年，蒋介石命胡宗南进驻西安，镇守我国西北边疆，并赋予他“东御日寇，北制共匪，西防苏俄，内慑回马”的十六字战略方针，其先后顺序为东、北、西、内。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，去年，盛世才归附蒋介石，胡宗南麾下的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军新疆，暂时无需担忧西方方向，而其他三方局势未变。胡宗南意图扩充军队，但国统区日益缩小，法币持续贬值，兵源、粮源、财源均告匮乏，扩充军队之举难以实现。他目前拥有三个集团军，却要应对三方面的威胁，显得力不从心。
宁夏的马鸿逵与青海的马步芳均为地方豪强，倚仗回族势力自抬身价，蒋介石只得赋予他们兵权与政权。然而，他亦忧虑他们势力膨胀，有反蒋、投敌、联共之虞，因此不得不依靠胡宗南的“震慑”来遏制他们。山西大半沦陷，从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线至关重要，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领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坚守此地。一旦日军突破河防，踏入八百里秦川，西北的国统区将难以保全，即使蒋介石愿意求和，也将失去议和的筹码。去年，蒋介石派遣次子蒋纬国加入胡宗南的第一师，由排长升至连长，并一直驻扎在潼关附近，此举显见蒋介石对胡宗南的深厚信任以及对这段河防的极大关注。
自珍珠港事件爆发，美国寻求借助我国之力以制衡日军。然而，蒋介石军队屡遭败绩，令美国倍感失望。蒋介石担忧美国会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。去年，罗斯福总统派遣特使威尔基访华，蒋介石特意安排他巡视潼关驻军及防御工事，并检阅了胡宗南指挥的精锐部队第一军的一个师，以此向外界展示其抗日的决心与实力。
蒋介石宣扬抗日，意图借此提升自身地位，争取美国援助，而胡宗南坚守河防，执行“东御日寇”的战略。蒋介石与胡宗南早有图谋侵占边区之心，然而，鉴于既要应对“东御”之需，又需内部震慑，他们无力北进，同时又担心我方进行“政治南下”或“军事南下”，因此对于“北”的策略重在“制约”，企图在西北将我方限制在蒋介石划定的边区范围内。
此次，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，企图将“制”变为“剿”，然其心虚胆怯，不敢公然行事，遂命胡宗南暗中偷袭，计划虽已部署，但大部队尚未集结完毕。朱总司令迅速发出通电，揭露其“日寇渔利”“妨碍盟邦”之言论直击要害，蒋介石与胡宗南无奈收手，并矢口否认。此次行动失败，日后更是困难重重。非不愿为之，实乃力不从心，形势所迫，方针仍旧将回归“制”。蒋介石、胡宗南竟宣称囊形地带越界，构成威胁，且誓言将持续侵扰，自诩不会引发风险。
△熊向晖先生，图片源自其著作《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》
周：胡宗南反共多坚决？
我曾想，胡宗南或许有可能成为“夏伯阳”式的将领，但这终究不过是一种幻想。胡宗南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提拔，对此心存感激，因此在个人利益与忠诚之间，他始终选择忠于蒋介石，并对他言听计从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他坚定地支持蒋介石的立场；而在反共斗争中，他亦步亦趋。对于边区，他修建了长达1300里的封锁线，从宜川沿黄龙山北麓至洛川，再延伸至甘肃环县，严密监控。他与戴笠关系密切，能够指挥军统，并自行建立特务机构，对我党进行侦查和破坏活动。
他在西安设劳动营，关押共产党员、“嫌疑犯”及异己分子，还利用叛徒、托派办反共刊物。他也有另一面，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，他珍藏着，给我看过，对“兄以剿共成名，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”很感慨。他反对降日，痛恨汪精卫之流，仍常函候张学良。日美开战后，他请求过河反攻，蒋介石未准。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，他很羡慕。他要我起草“精神讲话”，着重要求做“革命军人”，鼓舞抗日斗志，强调民族气节，反对贪污腐化，反共调子不突出。
去年，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，他很想协调一些关系，蒋介石不准。这次，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，虽事机败露，他也可蛮干；但他权衡利害，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。他的两面性很明显，既想抗日，又要反共。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，他在军事上仍将把“东御日寇”放在第一位，“北制共匪”放在第二位。
周：安全有无漏洞？
我言道：“胡宗南的特务头目曾向我出示一封匿名信，信中诬称我为‘匪谍’，我立刻拍案而起，质问他究竟有何居心，指责他对我施以特务手段，我决定向胡宗南提出辞职。他试图劝阻，声称这是出于好意，旨在让我知晓有人对我进行诬陷，提醒我需提高警惕。面对此类情形，我总是采取攻势进行防守。胡宗南多疑，赢得他的信任实属不易。我谨记你和董老的教诲，格外小心谨慎，无论大事小事都保持警惕。”
胡宗南行事惯于神秘莫测，轻装简行，且常以平民身份外出巡视（他深信，保持行踪隐秘、简化随从最为稳妥；若事先宣扬、前呼后拥，则更容易暴露自己，反而容易招致敌人的暗算）。曾有一次，他前往西峡口拜访汤恩伯，仅携两人同行，途中夜宿于村塾之中，无意间发现我独自一人整夜守卫，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经过多年的观察与考验，他对我深信不疑。而我至今虽经历种种惊险，却总能化险为夷。若不幸遭遇险境，我亦能保持镇定。
周恩来凝视着手表，说道：“前年蒋南翔回到延安，我曾嘱咐他向陈云同志详尽地转达你的情况，我亦将此事向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提起。你身处险境，肩负重任，关于工作方法，我无需多言。仅想提醒你以下几点：对党必须忠诚不渝，对敌人则需机智应对；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把握住大方向，留意战略动向，首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。”
周恩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摇晃，语气坚定地言道：“我不再送你，待胜利之际，我们再相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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